Ang Babaeng Humayo

【本文修改版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9月19日】

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于上周六落下帷幕,也意味着今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已经全部结束。由于时间上最靠近年底,又与北美最大的影展多伦多电影节几乎同期,威尼斯的竞赛和展映片常常会在岁末年初的美国颁奖季有所收获。最为国人熟识的例子应该是获2005年金狮奖的《断背山》,该片不但帮李安拿到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还差点获得最佳影片。

不过威尼斯到底也是欧洲的艺术电影节,总是要在美国制造和其他选择间寻找平衡,今年的评奖结果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挣扎。获得评委会大奖也即榜眼的《夜行动物》(Nocturnal Animals)有着星光熠熠的卡司,并由时尚名人汤姆·福特执导,放映后又证明质量相当过硬,几乎肯定是奥斯卡大热门。但问鼎金狮奖的,却是一部来自菲律宾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

这部片长近四个小时的《离去的女人》(Ang Babaeng Humayo)全部以固定镜头拍成,并且是黑白片。导演拉夫·迪亚兹解释说,固定镜头是一种诚实的表达方式,与过度运用的剪辑技术相比,这种拍摄方式放弃了电影镜头切换时的炫技,保持了对观众的真诚。黑白对他来说更是思考人生和观察世界的根本色,色彩在他看来表现的是一种肤浅的美,而黑白电影以光影的复杂性制造出一种净肃的深邃。

《离去的女人》讲述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仇和报恩故事。女主人公Horacia Somorostro遭陷害被叛终身监禁,身陷囫囵三十载,沉冤昭雪后谋划复仇。在此期间她也多行善事,更收留了一位身心受尽虐待的变性人Hollanda,后者在知道了她的故事后,替她刺杀了仇人。故事内容并不是迪亚兹的强项,但他总是触及人性根本的问题,比如复仇和报恩的冲动。影片也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迪亚兹反复谈到菲律宾社会现在的腐败和戾气,艺术是他用来点评时事的一种手段。这样的社会氛围也会直接影响艺术加的创作进程,比如他在年初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一项银熊奖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Hele sa Hiwaga ng Hapis),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经历了十七年之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手段阻挠他拍摄这部以菲律宾革命为主题的电影。此外,片中人物的经历也是整个社会寻找自我的隐喻,Horacia出狱后在面临自己过往的同时,还要重新开始生活并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跟有着复杂殖民史的菲律宾一样。迪亚兹认为,今天的菲律宾人仍在寻找整个民族的灵魂。

关于这位导演的个人生活和经历,人们知道得很少,与艺术无关的东西,他一般不愿多谈。这位57岁的电影人出生于菲律宾南部的山区,在他的右臂上有“巍巍”两个字的纹身,意为山神,是他偶遇的一个中国青海老者告诉他的。除了拍电影以外,迪亚兹还是一位音乐家和漫画家,电影对他来说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而艺术则有着无上的地位。“艺术作品比政治和宗教更重要,”他说,“艺术是最原始的教育手段,它使人得以跳出自我中心,获得其他视角。”

迪亚兹一向把电影当作艺术品来拍,不自觉地与商业制作对立了起来。他的作品从来都无视电影作为产业的规则,只对艺术和美负责,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其极端的片长。《离去的女人》四个小时不到一点,对于其他导演来说已经极其冗长,但在迪亚兹来说算是正常。《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全长八个多小时,在柏林首映时放了一整天,中间还要休息一小时。他2004年的成名作《一个菲律宾家庭的进化》(Ebolusyon ng isang pamilyang pilipino)将近十一个小时。在他看来,艺术应该是自由的,那么如果电影是一种艺术,就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迪亚兹拍片的速度也十分惊人,《离去的女人》是年初柏林电影节之后才开始准备的,从筹划到完工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他拍片往往不等资金到位,用自己的设备先拍起来,钱慢慢再说。

然而片长和速度并没有削弱影片的质量,他的作品在构图上煞费苦心,所有道具、人物、布景都经过精心设计,在银幕上呈现出慑人的美感。迪亚兹对光线的运用也是登峰造极,特别是《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可以说光影本身就是一条有生命的叙事线。他对叙事节奏的掌握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虽然速度非常缓慢而且镜头并不移动,他的电影却并不是单纯的视觉艺术,而是总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在其中。《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和《一个菲律宾家庭的进化》这两部十小时上下的片子,都是背景宏大的史诗般的故事,前者是菲律宾现代建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后者时间跨度极大,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其实《离去的女人》反而在故事上有些弱,这样的复仇故事在文学、戏剧、电影中都一再被重复。评委选择把金狮奖授予迪亚兹,一方面是对于他所有作品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独特而纯粹的艺术风格的肯定。固定镜头、黑白片、不紧不慢的节奏、任性的片长,迪亚兹在找到自己独特风格的同时,对电影语言和叙事方式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从美学到内容上正在陷入自我重复的循环,道德意味极浓厚的故事加上他永远不变的拍摄方式。对于跟着电影节追片的评论人来说,他开始变得无聊了,如果他没有自我突破,这种无聊感最终也会在普通观众中蔓延开来。每个艺术家都有巅峰和下坡,许多大师在创作生涯后期都难免自我重复而逐渐平庸,所以威尼斯授予他的金狮奖也是十分及时,在一种纯粹的艺术风格由于其作者的固步自封而变得平庸之前,把它镌刻在电影艺术的史册中。当然,大家都希望迪亚兹可以避免走上下坡路,好在他也愿意拥抱变化,他说只要表现形式符合叙事和内容的需要,固定镜头可以放弃,片长也可以很短,唯独彩色片这个东西他不会染指。

记者会上,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的俄罗斯名宿康查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说不相信艺术能对现实有什么直接作用,他这次的获奖作品《天堂》(Рай)以二战为背景,用尽了的叙事上的机巧。对于出身艺术世家又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中工作过的康查洛夫斯基来说,电影的本质是一种游戏,玩出花样和新意是最重要的。反而是以纯粹艺术为己任的迪亚兹更相信电影的社会功能,并在社会批评上不断探究新的领域。比如《离去的女人》中的Hollanda就是迪亚兹作品中罕见的变性人角色,也是他首次以大篇幅处理LGBT问题。他坦言自己在马尼拉有不少关系很好的变性人朋友,由于社会压力对精神的摧残,他们往往性格非常复杂,常在无上的欢乐和无尽的悲哀之间来回,有时甚至两种极端同时并存。迪亚兹试图在影片中拍出一个具有这样复杂性又有自己独特性的个体,虽然剧情有直接触及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残忍暴力行为,但他对人物塑造的努力才真正具有社会运动家意义。不把边缘群体作为自己电影游戏的中的道具,而是还他们以自己本身的复杂性,当这样的人物塑造在大银幕上展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它不会触动社会现实。

威尼斯电影节主会场丽都岛电影宫附近的Excelsior大酒店是官方宾客下榻的指定场所,门前马路正对面有一个临水露台,电影节期间常有人聚集于此,想要一睹明星真容。有一次我做完采访走出来,发现迪亚兹就在这个露台的台阶上席地而坐吃着冰淇淋,混在等待明星的人群中毫不起眼。他的外型和气质跟在电影产业中摸爬滚打的导演有些不一样,更像是个“不靠谱”的现代艺术家。金狮奖也没能让他变成明星,周六颁奖后的记者会上,被提问最多的是汤姆·福特和康查洛夫斯基,这两位的片子将会分别成为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的热门,就连在场的两位拉美导演也比他人气更高。也许这就是迪亚兹这样一个纯粹艺术家最好的位置:拍最真诚的电影,拿最高的奖项,把娱乐大众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