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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9 January 2017

金球奖2017:歌舞中的好莱坞吹响反特朗普号角

Golden Globes 2017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号2017年01月10日,图片来自网络】

相比于全名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的奥斯卡,金球奖更注重娱乐而非影视艺术的褒奖,它不为摄影、剪辑这两个电影艺术的命脉部门设置奖项却为更吸引眼球的主题曲颁奖,就是明证。金球奖“奥斯卡风向标”的名头也不知是什么好事之人杜撰,实际上该奖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HFPA)成员投票选出,其中同时也是美国电影学院成员的人寥寥无几,远不及各大行业工会奖的预测力。但金球奖因其影响力,提名和获奖影片可能会获得六千名学员评委的特别关注,混个眼熟就更容易在无数候选片中脱颖而出。其时机也非常重要,因为是北美最重要的几个奖项中最先颁发的,并先于所有行业工会奖,好莱坞外国记者们往往有为整个颁奖季舆论定音的能耐。

这种关注度对于今年金球奖的最大赢家《爱乐之城》(La La Land)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七项提名全部获奖平了金球奖的历史纪录,让学院成员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它的艺术价值。这部精致小巧的音乐歌舞片以爱情和梦想为主题,很少能在严肃的奖项上讨巧,但其复兴音乐歌舞剧的努力、对法国音乐片大师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的继承发扬和对爱情故事俗套的拒绝,都让其最佳音乐喜剧片的头衔名至实归。

表演方面,石头姐(艾玛·斯通,Emma Stone)因此片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后就有不少人质疑其唱功,她在《好莱坞报道者》年度女演员圆桌上回应:导演并不需要唱得多完美,失误和走音体现两个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旁若无人的喜悦。金球奖评委们看懂了沙泽勒的用意,也褒奖了两位唱功并不出色但勇于“出丑”的杰出演员。实际上,音乐喜剧类两个主角单元中虽然有安妮特·贝宁、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样级别的演员,也有乔纳·希尔(Jonah Hill)在《军火贩》(War Dogs)中那样扎实的表演,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今年是属于高司令(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和石头姐的。

在《爱乐之城》剩下的奖项中,如果说最佳配乐和最佳歌曲毫无悬念,那么31岁的达米安·沙泽勒(Damien Chazelle)拿到不分组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还是很令人吃惊,因为这两个奖项经常是预留给剧情类最佳影片的。况且今年的导演和编剧阵容并不算弱,之前这两个奖项的领跑者是《月光男孩》(Moonlight)的编导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和《海边的曼切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的作者肯尼斯·罗纳根(Kenneth Lonergan),《夜行动物》(Nocturnal Animals)的汤姆·福特(Tom Ford)也未必在他之下。

所幸这三部影片也都各有斩获。《月光男孩》作为年度奥斯卡呼声最高的影片,虽然只获得一个奖项,但却是最后的大奖——剧情类最佳影片——而这个单元的片子往往比音乐喜剧片更有奥斯卡相。影片改编自年仅36岁的耶鲁戏剧学院戏文讲席教授塔瑞尔·阿尔文·麦克拉尼(Tarell Alvin McCraney)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剧目《月光下黑人男孩很忧郁》( In Moonlight Black Boys Look Blue),剖析少数族裔和同性恋双重身份对主人公的复杂影响,也质疑了美国特别是非裔社区中对男性气质(masculinity)病态而偏执的追求。总而言之,与《为奴十二载》(12 Years a Slave,2013)和《聚焦》(Spotlight,2015)一样,《月光男孩》属于那种不管你把其他单项的票投给谁,都得把最佳影片留给它的片子。

表演奖上的一个大冷门也恰恰爆在《月光男孩》身上,该片最有希望的另一个奖项是马赫沙拉·阿里(Mahershala Ali)的最佳男配角,此前横扫大部分影评人奖和其他小奖。就是这个大家以为阿里稳拿的金球,最后落到了《夜行动物》(Nocturnal Animals)的亚伦·泰勒-约翰逊(Aaron Taylor-Johnson)手中。但说实话,我是不惊讶的,泰勒-约翰逊扮演一个精神失常、无恶不作的恶棍,强奸杀人不说,行为完全游离在文明社会之外,为导演要营造的残酷符号立下汗马功劳。这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但就像容嬷嬷一样,你越恨她说明李明启演得越好——于是泰勒-约翰逊令人颤栗的恶棍形象避免了汤姆·福特野心勃勃的第二部长片在颁奖晚会上被“剃光头”。

《海边的曼切斯特》给了凯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一个剧情类最佳男主角,进一步锁定奥斯卡影帝的宝座。其实他的真正竞争对手只有《藩篱》(Fences)中的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但这位老戏骨已经拿过奥斯卡,会让评委们倾向于给其他人一个机会。之前国内影迷中呼声很高的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确实表现出色,但是梅尔·吉布森在好莱坞的坏名声和影片过于浓烈的宗教倾向决定了《血战钢锯岭》比较现实的目标是票房丰收而非拿奖。

华盛顿和阿里的失利让人想起去年颁奖季中因黑人演员连年缺席而引起的抗议和质疑,今年除了黑人主题片《月光男孩》问鼎外,出演《藩篱》的黑人女演员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获得最佳女配角。戴维斯两次提名奥斯卡,呼声不低却都未拿奖,金球奖这也是第一次染指。然而她的获奖跟去年阿利西亚·维坎德(Alicia Vikander)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一样,都是片方在申报奖项上玩了花样:明明戏份很多应该去竞争女主角,却放在女配角单元,很容易就可以压过其他真正的配角们,以保证影片至少可以拿到一个奖项,吸引眼球。当然像戴维斯这样受人尊敬的演员,有资本让片方挥霍一下她的声誉。

说到威望,2017年金球奖之夜的绝对主角一定是演什么都能提名的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梅姨今年除了第30次提名金球奖外,还是相当于终身成就奖的塞西尔·B·德米尔(Cecil B. DeMille)奖获得者。近年来,除了继续演戏并积累了史无前例的19个奥斯卡提名外,随着年龄和威望的增长,一向热心女权的梅姨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在为女演员争取同工同酬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反对女性花瓶化的行业弊病,延长女演员往往比男性短的演绎寿命。去年七月民主党大会上,梅姨亲自上台为希拉里助阵,虽然好莱坞明星大多亲民主党,但政见明晰的演员中分量最重、最受人爱戴的还是梅姨。

所以她在受奖词中对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抨击算是意料之中,对于艺术、娱乐和相对多元的好莱坞,这也是情理之中。梅姨援引之前的嘉宾休·劳瑞(Hugh Laurie)的妙语,说金球奖的举办方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是眼下处境最不妙的群体,暗示特朗普对文化艺术的蔑视(好莱坞)、仇外情绪(外国)和反媒体反真相倾向(记者)。在鼓励大家坚持下去的同时,还号召所有人支持“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这番讲话逻辑清晰、有理有据,也用尽了演员煽情的能力,一时间成了外媒和社交网络的最大热点。《纽约时报》电话采访特朗普,这位不受欢迎的当选总统说斯特里普不过是个希拉里忠粉(Hilary lover)而已,这样说完全是意料之中。历来偏左的好莱坞在结束了八年对奥巴马的跪舔后,由它最德高望重的明星向特朗普的右翼政府开了战。

梅姨在授奖词中例举数个出生海外或来自世界各地的在场艺术家,以证明“外国人”对美国电影的贡献,但没有什么比影片《她》(Elle)的北美颁奖季之旅更能证明艺术无国界了。本届金球奖上,电影方面只有两部影片获得超过一个奖项,一个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爱乐之城》,另一个就是获得最佳外语片和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全法语影片《她》。作为法国“申奥片”,《她》没能进入最终短名单,也就无缘提名。女主角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虽然呼声极高,并且是全球影评人一致的年度影后首选,但在最具学院风向标意义的美国演员工会奖中没有获得提名,因此奥斯卡前途未卜。但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再次证明金球奖存在的意义不仅是作为奥斯卡的陪衬,它有着自己的口味和选择,《她》在外语片项目中击败几乎锁定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影片《托尼·厄德曼》就是明证。

至于于佩尔,她所在的单元是今年金球奖竞争最激烈的:《降临》(Arrival)中连中文都学了几句的艾米·亚当斯(Amy Adams),《斯隆女士》(Miss Sloane)中演绎禁枪英雄的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 鲁丝·内伽(Ruth Negga)在《爱恋》(Loving)中感人至深的表演让影院里哭成一片。最可怕的是《第一夫人》中把肯尼迪夫人演活了的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俨然有当年梅姨《铁娘子》(The Iron Lady,2011)和海伦·米伦(Helen Mirren)《女王》(The Queen,2006)的阵势。但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表演,无疑是于佩尔在《她》中刻画的“非道德”女性角色,对强暴这一女性千年噩梦前所未有的处理,她也有一份功劳。跟她在同一类别中竞争的杰西卡·查斯坦数次提名奥斯卡,但却是于佩尔的死忠粉,认为这位60出头的法国人是当今活跃女演员中最伟大的。来当偶像的陪衬,有时候比自己拿奖还要兴奋。

查斯坦很有眼光,于佩尔2016年至少有三部长片上映,全都是女一号。其中《将来的事》(L’Avenir)在柏林获奖,《她》入围戛纳又在北美颁奖季大热。《好莱坞报道者》年度女演员圆桌上,主持人问她,演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女性角色,还有那么重的强暴戏,她有没有犹豫过。于佩尔一脸惊异,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美国人不知道的是,最初要拍《她》的不是导演范霍文也不是制片人,而是于佩尔自己。她看了菲利普·迪姜(Philippe Djian)的小说《哦……》(Oh...)后非常喜欢,就找到制片人萨伊德·本·萨伊德(Saïd Ben Saïd),要把这本书搬上银幕。萨伊德和范霍文本来想用英语来拍,跟美国合作,提高曝光率,于佩尔自然也就不能再演,她也并不十分介意。只是在一干好莱坞明星因忌讳强奸戏纷纷拒绝之后,他们才回来找于佩尔。《好莱坞报道者》的问题之愚蠢,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戏子”居然还能看这样的文学作品,能有如此智识和水准。他们看到的是于佩尔拍过120部电影这样的惊人数字,他们看到的是她跟传奇导演普莱明格(Otto Preminger)合作过,演过活神仙戈达尔的片子,还是电影哲人哈内克的御用演员,但是好莱坞仍然不太习惯一个女演员有脑子、有观点。

也许于佩尔和波特曼的奥斯卡巅峰对决,加上两部影片中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能够让好莱坞的先生们醒醒,也让不太尊重女性的当选总统知道,2017年的女人们不好惹。因为电影像任何艺术一样,总该让我们学到点儿新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他人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容。在她的受奖词中,于佩尔感谢了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不走寻常路的选择,也在收尾时暗讽想要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的特朗普:“电影不筑墙(Don’t expect cinema to set up walls.)。”对于美国来说,她是个外国人,也是金球奖大胆个性的一个选择。

附梅姨受奖词

谢谢好莱坞外国记者,用休·劳瑞的话来说:你们和在场的所有人,都属于现下美国社会里最受污蔑的群体。想想看:好莱坞、外国人、记者!

但我们究竟是谁,什么是好莱坞?它不过是一群来自他处的人。我在新泽西长大,上公立学校。维奥拉生于南卡一个小农户,在罗德岛长大;萨拉·宝森生于佛罗里达,在布鲁克林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萨拉·杰西卡·帕克来自俄亥俄,家里有七八个孩子。艾米·亚当斯生于意大利维琴察,娜塔莉·波特曼生于耶路撒冷。她们的出生证在哪儿?还有那美丽的鲁丝·内伽出生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在伦敦长大——哦不对,好像是爱尔兰,而今天她因扮演一个弗吉尼亚小镇女孩而或(金球奖)提名。瑞恩·高斯林,像所有友善的人一样,是加拿大人;戴夫·帕特尔生于肯尼亚,长在伦敦,他演了个在塔斯马尼亚长大的印度人。

好莱坞到处都是外来者和外国人。如果赶走了他们,你就只能看美式足球和综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那不是艺术(the arts)。

演员的职责是进入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生,并让大家明白他们的感受。这一年来,有无数杰出的表演做到了这点,这些作品令人击节叫好又充满同情心。

但是,这一年有一个“表演”把我惊呆了,让我挥之不去牢记在心,但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好的地方。但它很有效,能让目标观众大笑。这个表演就是那个寻求坐上这个国家最受人尊重的位子的人模仿了一个残疾记者,一个在权力、地位和还击能力上都弱于他的人。此情此景令我心碎,而且我至今不能忘记,因为那不是在电影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中侮辱人的本能,一旦在公共平台上有人作了榜样,特别是掌权者,它就会渗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因为其他人就得到了效仿的许可。不尊重产生不尊重,暴力引起暴力,当掌权者借职务之便欺凌他人,我们都是输家。

这就让我想到记者。我们需要有原则的媒体来对权力问责,严惩他的每一个劣迹。也正是为此,国父们讲媒体及其自由写进了宪法。因此,我想请一贯富有的好莱坞外国记者和我们中的所有人跟我一起支持保护记者委员会,因为大家将来都会需要记者们,而他们也需要我们来保卫真相。

最后一件事儿:有一回,我在拍片现场闲着,抱怨着什么——无非就是因为晚饭时间还要工作或者是要加班之类的,汤米·李·琼斯对我说:“梅丽尔,仅仅是做个演员,不就已经是在享受特权了吗?”是的,没错,而且我们必须互相提醒,既然享此特权,也就负有理解他人的责任。对于好莱坞今晚要褒奖的作品,我们都应该感到骄傲。

正如我的已故好友利娅公主(Carrie Fisher)所说,捡起自己破碎的心,把它做成艺术。

由作者译自《纽约时报》网站

Sunday 11 September 2016

固定镜头显示真诚,黑白图像免于肤浅——2016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得主拉夫·迪亚兹专访

Lav Diaz - Venice 2016

【本文首发于迷影网新浪微博2016年09月11日】【又见豆瓣电影

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年度压轴大戏刚刚落下帷幕,年初在柏林凭八小时长片《悲伤秘密的摇篮曲》(Hele sa Hiwaga ng Hapis)拿下一座银熊的菲律宾导演拉夫·迪亚兹(Lav Diaz)这次再进一步,擒获金狮。其新片《离开的女人》(Ang Babaeng Humayo)将近四个小时,也就是说,2016年我们在影院里跟他度过了不眠不休的十二个小时。按照两小时一部来算,迪亚兹今年就有六部电影问世。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跟他谈一谈电影和艺术,还有他的汉字纹身。

陈凭轩:听说《离开的女人》是您年初从柏林回去才开始准备的,这是真的吗?如果是,也就是说您在五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一部四小时的电影,这是怎么做到的?柏林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也是这么快完成的吗?

迪亚兹:是从柏林回去以后才开始准备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很自然,四五个月就全部制作完毕。实际上在菲律宾拍电影很容易,我有自己的摄影机和一些录音设备,所以一有了想法就可以拍。我不会去等预算到位,虽然有一个预算额度,但我不会等钱全部到位再开始,有了想法就要执行,资金也是在筹备和拍摄期间慢慢到位的。

《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则完全不同,从开始准备到拍完总共用了17年,当然这期间我还拍了别的片子。实际拍摄只有两个月,但是为了剧本所做的研究和准备需要极长的时间。1999年的时候我差点儿就拍了,但是政府那边出了问题,没有拍成。菲律宾的腐败问题还是非常严重。

陈凭轩:那么剧本呢?您这部片子的剧本实在柏林之前写好的还是之后才写的?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剧本?

迪亚兹:有剧本,但剧本并不是封闭的,就是拍摄期间也要每天改。我会早上三点多钟起来,在开始拍摄之前改剧本,这是我的工作方式。《离开的女人》的剧本是在柏林之后才写的,但是在柏林之前我已经有了另一个剧本的一些想法,我把这些想法都用在现在这部片子里了,所以会稍微快一些。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极其顺利。

陈凭轩:片中的女主角Charo Santos-Concio似乎是菲律宾非常著名的演员?

迪亚兹: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但的确很默契。其实在这部片子之前,Charo已经有27年没拍过电影了。她开始得非常早,跟一些优秀的导演拍过很不错的片子。但她选择不再演戏而是进入企业工作,后来做了全国最大电视台的主席,大约两年前退休。Charo加盟《离开的女人》是个巧合,有一次我们在庆祝《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柏林获奖,她正好坐在我旁边,就谈起这个新片。她觉得这个角色非常适合她,退休后又有了空闲,就希望出演。两天后我给了她剧本的节选,其中结合了我刚才说的另一个剧本的内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但是我也告诉她,剧本会在准备和拍摄期间有大幅修改,因为我每天都会改剧本。

陈凭轩:这部片子,就像您说的一样,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很深,有很多道德内涵和政治意义。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迪亚兹:没错,《离开的女人》是一个伦理故事,也有很强的政治性。我试图从伦理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一些菲律宾社会的现实,体现菲律宾人民的挣扎和探索。女主人公Horacia Somorostro在经历过磨难与不幸后,需要找回自己的灵魂和信念,我们国家和人民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所以影片也是一种社会批评,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诘问。

陈凭轩:您的上一部作品《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是一部历史片,大家都说是一部“史诗”。这次《离开的女人》是一部现代戏,您怎样给它分类呢?

迪亚兹:《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是关于十九世纪末菲律宾革命的故事,确实是历史片,算不算史诗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己不喜欢给电影分类,对我来说,我的全部作品就是一部作品,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在风格上肯定是有相似性的。

陈凭轩:比如永远用固定镜头?

迪亚兹:是的,永远固定镜头!说不定哪天我会稍微把它移动一下(笑),也许还会用手摇。关键是形式与内容要相互配合,如果有一天要拍的内容适合用手摇拍,我也会用的。

陈凭轩:如果哪天您要动镜头,请务必马上告诉我,那得是个大新闻了!不过现在我们想知道,您最初选择固定镜头这种手法甚至是风格的时候,是为什么?

迪亚兹:这就说来话长了。刚开始我也运用剪辑蒙太奇,就像所有电影学院里教的那样,拍一连串近景、中景、远景,水平摇镜、垂直摇镜、推轨镜头,然后把它们剪在一起成为一幕戏——这种电影我不想再拍了。需要澄清的是,这种拍电影的方式也是正当合理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再用起来,如果这种形式能够符合我的内容的话。但就目前而言,我会继续用固定镜头,因为我觉得它更加美丽、更加诚实。我不想在每个镜头间的剪辑上用障眼法,拍电影是创造一个平行世界,我想让观众意识到这一点,想让我的电影保持真诚,而不是表现出一种掌握技艺者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陈凭轩:您另一个形式上的特点是对黑白画面的运用。如果说《悲伤秘密的摇篮曲》作为历史片很适合黑白的话,那么《离开的女人》这样一个现代故事,您为什么也选择黑白呢?

迪亚兹:这首先还是个人审美取向。我非常喜欢黑白,大概是因为小时候看过很多黑白电影,香港功夫片、日本片子,都是老片。黑白二色是我观察生活的方式,是在我天性中的,是我的一部分——连我的头发都是黑白的(笑)——黑白是一种很不浪漫的人生观,但这就是我。对于艺术表现来说,黑白是很美好的颜色,而彩色所呈现的是一种肤浅的美。

陈凭轩:我想聊一下剧情。《离开的女人》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复仇,您似乎对复仇故事特别情有独钟?女主人公最终复仇成功,但并没有亲自动手,您在这里想要表达什么?

迪亚兹:当然,因为那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总想纠正人与社会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人性。受到了不公,总是想要报复的。片中Horacia的复仇是通过她帮助过的Hollanda来完成的,前者在后者生命垂危的时候救了她,并悉心照料犹如己出,她就成了Hollanda一直渴望而不可得的母亲。Hollanda孤立无援,Horacia是唯一对她如此之好的人,这从灵魂深处触动了她。所以当Hollanda知道Horacia的故事后,她是为了报恩而替她复仇的,感恩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除掉一个恶人的同时又能帮助自己的恩人,换了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陈凭轩:说到Hollanda,这个类型的人物在您的作品中似乎还是比较新的。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变性人的人物?这个人物和她所遭受的残暴虐待在银幕上有一些让人震惊。

迪亚兹: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针对LGBT的暴力行为在菲律宾一直居高不下,跟很多其他地方一样,这是片中要表现的一个方面。另外,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也来源于生活,我在马尼拉有不少变性人朋友,其中一些关系很好,有时还会在我家过夜。由于社会压力等种种原因,这些人的性格都非常复杂,他们很有趣、很快乐,但又无时不陷于悲伤的深渊中——他们是一种美好又忧伤的存在。我想把Hollanda塑造成一个独特的个体,把她本身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也是人性。

陈凭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Hollanda被捕后审讯的时候被问及姓名,她报了自己的男名。这是您专门设计的情节吗?

迪亚兹:是的,她报了所谓的“真名”,因为那是被法律认可的姓名,这个法律不顾及她的自我认同。但对她来说,那是个过去的名字,是另一个存在,是她的前世之名。

陈凭轩:您怎么看待电影节的奖项?

迪亚兹:拿奖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是来展示作品的,同时享受电影节的氛围和观影资源。对我来说,整个威尼斯之行都非常不可思议:几个月前我们还在一个小岛上拍片,那是个很不起眼的小镇,气候闷热潮湿,蚊虫叮咬不断。整个拍摄过程非常艰苦,有时候真想干脆放弃算了。现在我们在威尼斯,非常舒适,还有奖拿。

陈凭轩:您的下一部电影准备什么时候拍?是关于什么的?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准备拍多长?还会来威尼斯吗?

迪亚兹:下一部电影明年一月就会开始拍摄。主题上是这部片子的一个延续,依然是监狱话题,并涉及终身监禁。这次片中的主人公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个冤案,真相大白后被放了出来。我想继续探索关于终身监禁的话题。如果顺利的话,五六月份就可以完成。片长我就不知道了,这要看片子拍成什么样。至于送电影节的事情,我拍片的时候不会去想。

陈凭轩:您一向以超长片著称,那么您素材和成片之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比如一部八小时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您拍的素材有多少?

迪亚兹:这就不一定了,有时候长有时候段。我跟其他导演也没什么区别,有时候一个镜头一次就过,有时候可以重拍十几次。至于具体某部片子的素材,我也不会记,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陈凭轩:那我们最后说点儿轻松的。我看到您手臂上的纹身是“巍巍”两个中文字,这有什么来历吗?

迪亚兹:我一直想要纹身,但纹身是一辈子的,所以我不想随便纹一个,对内容的选择很谨慎。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偶遇一位非常简单但睿智的中国老者,我们就席地而坐聊了很久,聊我们的经历、家庭、人生。所以我说,同伴是不用寻找的,因为他们会来找你;艺术也不需要寻找,因为艺术也会来找你。最后我问他中文里怎么写山神,因为我在菲律宾南部的山区长大,他说他是青海人,也住在山里。他给我写了“巍巍”,我会到菲律宾后就叫人按照他的字做了这个纹身。很可惜我没问他名字,就只好叫他无名老者了。

Friday 9 September 2016

每一场宏大叙事都来自一个简单的故事——专访2015年金狮奖得主洛伦佐·维加斯

Lorenzo Vigas - Venezia 2015

【本文修改版首发于三联微信公号2016年09月08日】

每次电影节一过半,电影市场和产业人士的讨价还价基本结束,节会场馆就会显得安静一些。留下的除了电影人、记者和影评人,也就是一些慕名而来的影迷了。艺术的氛围瞬间浓了起来,但奖项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本届威尼斯也不例外,最后这几天的重头戏,无意就是评奖和颁奖,而主竞赛单元的各大奖项——尤其是最高荣誉金狮奖——更是万众瞩目。

去年此时,委内瑞拉导演洛伦佐·维加斯(Lorenzo Vigas)的长片处女作《来自远方》(Desde allá)成为第一部获得金狮奖的拉美影片。这是拉美电影繁荣的一个缩影,也是近年来拉美影人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的一种延续。本届威尼斯看过几部非常优秀的拉美片后,一位来自国内的影评人同事甚至说:“世界电影的未来在拉美。”

今年威尼斯,维加斯受邀重回丽都岛,除了有新作《兰花贩》(El Vendedor de Orquideas,2016)在此展映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担任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也算是三大电影节上“回炉率”最高的获奖人之一。他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一谈创作与评奖、艺术与政治。

Lorenzo Vigas - Venezia 2016

问:一年前,您的第一部长片就在这里获得最高奖项,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维加斯:其实我事前就感觉这部片子可能会拿奖,因为其中有很多很有力量的东西,但具体拿什么奖就不可能预知了。我一般对自己的作品有一定判断力,做好做差在拿出去见人前,我心里已经有了底,而《来自远方》我知道是一部做得好的片子。但同时也必须要看到,优秀的电影很多,它们的遭遇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一些在问世时什么奖都没有拿过。所以拿奖是很多因素的综合,你先得有一部质量过硬的片子,然后还得靠运气。当时入选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很高兴了,因为这是委内瑞拉第一部进入威尼斯主竞赛的电影。但我的性格就是比较争强好胜的,从内心深处还想要更多。不过能够拿到最高奖,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问:您已经说了,拿奖有很多偶然性,那么您认为这样的奖有什么意义呢?对电影人本身有影响吗?

维加斯:拿奖除了对市场营销有作用外,恐怕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电影人本身。我们去年获奖后,先是非常开心,疯狂庆祝了一番。庆祝结束、兴奋过去以后,就是处理无数的电话和邮件,其中有很多来自世界电影产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看着那些重量级的名字出现在自己的联系人名单上,我刚开始都一位自己是在做梦。颁奖——特别是把这样高级别的奖搬给作品还不是很多的导演——会改变创作者在行业中的地位。其实颁奖典礼、采访什么的,都感觉特别虚幻,真是当电影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开始主动联系你,你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问:去年您是来参赛的,而今年做评委,有什么不同吗?您接到邀请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维加斯:我当时非常激动,这是一个可以和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评价、赏析电影的机会。评委会主席门德斯是一位极其成功的导演,我很喜欢他的《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1999)和《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2008),其他评委也都对电影艺术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已经为激烈的争论作好了准备(笑),因为大家对每一部影片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评委中有一位据说非常著名的中国女演员(三联注:指赵薇),还有一些其他熟识表演的人,纪录片导演奥本海默也在,可以说对各种类型的片子都有所准备。本届主竞赛的选片质量看上去也很高,马利克和门德斯我们已经看到,马上还有康查罗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其他导演的片子也都很有竞争力。

问:说到赵薇,她现在也做导演,前些时间因为用了日本演员,在国内引起很多争议。您在《来自远方》中也用了一位外国演员,听说还为他改了剧本?您对这样的合作怎么看?

维加斯:中国的情况我不了解,不便多说。就拉美而言,存在一个泛拉美的电影人合作,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经常会有一些合作。我是委内瑞拉人,但之前就常在墨西哥工作。至于《来自远方》中的智利演员阿尔佛莱多·卡斯特罗 (Alfredo Castro),那是当今南美最优秀的演员,也是我眼中世界上最好的演员之一。阿尔佛莱多非常难请,因为他对剧本特别挑剔,选片极精而少。他能喜欢我的剧本,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此外,选演员不是看他的国籍,而是看其能力和与角色的匹配度,我为那部片子做了五个月左右的选角,整个拉美除了他找不到一个能让我放心把这个角色托付于他的人,阿尔佛莱多的加盟让影片的水平整个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为了解决他的口音问题,我们特意修改剧本,加入一个细节,说这个人物小时候在智利长大,所以说话有智利口音。电影人作出的一切决定,都应该以把电影拍到最好为宗旨。

问:《来自远方》是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这次我们也看到不少这样的片子,比如主竞赛中的墨西哥影片《野蛮地区》(La Region Salvaje)。你们自己都是异性恋,那么为什么要拍同性题材呢?同样的故事其实也可以用异性恋来拍吧?这是一种流行吗?

维加斯:同性题材现在确实是一个热门,但好的作品选择同性主题都是有原因的。其他人我不知道,特别是不能评论本届主竞赛中的影片,但我可以以自己的作品为例。《来自远方》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戏剧点就是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拉美是一个雄性气质比较强烈的社会,男性有很强的大男子主义倾向。所以你会发现拉美一直盛产男同题材片,也是在探讨“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定义。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我在之前的采访中都说过,“恐同”也是我要谈的一个主题,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是同性恋而被杀,他短暂的一生给了我很多灵感,我都用在影片中了。因为这两个原因,同性关系和恐同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在我的片中不能用异性恋伴侣来代替。

作者本人的性取向与影片无关,不是只有同性恋作者才会拍同性题材片,这不仅仅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还是共情和胸怀的问题。异性恋艺术家如果能够敞开胸怀、进入他人的世界,就会发现不同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人性,并且能够为我们提出许多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你一定知道李安,他并不是同性恋,但却拍出了同性题材片《断背山》(2005),也是一部极伟大的电影。作为一个艺术家,重要的是时刻对人性充满好奇,不满足于似是而非的答案。

问:拉美电影在我们看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强的政治意义,这一点在您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您是怎样在艺术与社会政治之间找到平衡的?

维加斯:社会政治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谈论“大事”的最好方法,就是从“小事”开始。作为叙述性艺术作品的创作者,首先你要有一个故事,最好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开始。我最初想在《来自远方》中讲的,是一个关于精神上十分梳理、难以与人沟通的中年人的故事,所以才有这个片名,并没有去预设很强烈的政治信息和社会批评,这一切都是后来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电影是具象的,你要拍一个个体和他所在的社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逼着创作者进行社会和人性的双重批评。

我对拍电影的观点就是,用你所有的技艺把一个故事讲好,如果你足够真诚,就会发现自己的作品实际上与很多重要的社会命题密切相关。如果说欧洲电影相对于美国电影的特色是更加知识分子化,那么“真诚”就是拉美电影在世界上立足的根本,我们不喜欢预设道德说教的终点。每一场宏大的叙事,都是从一个简单的故事开始的,如果你想把这个故事讲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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